几十年前,黄宗伟在东翰林村念书,彼时的他只有十二岁,在村里唯一一个初中读书。
这没有什么好骄傲的,“唯一”代表东翰林村当时的穷苦,并不代表黄宗伟的突出,只是因为村里有这么一所学校,他就去上了。那所初中矗立在那里,像七扭八歪的古董。标牌是木头做的,本来架在铁门上,后来掉下来一两次,差点砸中村里的小孩,学校的人就把它放下来,靠在铁门旁边的土墙上。
不出意外,牌子被偷了,于是这所初中连实际的命名也没有,人们用村子的名字为它命名,它就仅仅变成了“东翰林村初中”。小孩们想不起学校最开始的名字,或者他们从未注意过,我认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简直笨得出奇,记忆力也很差,有的人在上初中前没有上过小学,简单的加减法还要掰着指头算。但你问他们村里一些家长里短之类无聊的琐事,他却能把亲属远近给你刨个明明白白。
他们的大脑就像臭水沟,散发着恼人的腥臭,激动起来咕噜噜冒泡。他们上初中的理由和黄宗伟一样简单,这里有一所学校,所以他们来上了。
我是村里很多孩子敬重的人。我很聪明,成绩优异,巧言善辩,除了在学校里受老师喜欢,村里的大人们也很欢迎我。与其他脏兮兮的小孩相比,我总是穿着干净,并且由于发育过快,我的身高出类拔萃,较同龄人还要再高上两三厘米。
黄宗伟很大程度上与我相背,那个时候的他很瘦小,而且沉默。他习惯穿一件洗到软塌发皱的白衬和一条经过很长时间、教人摸不清颜色的裤子。他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都不说话,在学校里也是,走在路上也是,要么看书,要么低头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当时所有人都很穷。一九七七年,一贫如洗的东翰林村,到处是错综交杂的野草。下了雨,雨水从村口淌到山沟里,一片湿滑的烂泥弥漫在整个村落,像巨大的沼泽。房子大多是由茅草和土墙组成,除少部分糊了砖头,盖几座还算结实的小屋。
我在十三岁认识黄宗伟,他十二岁,比我小两个月,我在一九六五年的年头出生,正是一月三,农历的大年初一。他在三月五号出生,平平的日子,前有龙头节,后有惊蛰,他夹在中间,和很多在这个日子里出生的人一样,普通无奇。
后来他为了彰显自己的特殊,告诉我三月五日是那一年最冷的一天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们正跪在一块石碑上,用树枝捣泥地里的蚂蚁洞,那是一块很小的洞,泥巴很黑,但蚂蚁洞更黑,我记得非常清楚,因为那一天没有太阳,天空全是惨白的云,所以非常亮,这就显得这块洞更黑。
我回答他:一月三日其实更冷。他说:但是没有三月五日冷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一九六五年哪一天最冷,我猜他也不知道,我们俩信口雌黄,但都觉得自己说得是真话,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了,并为此争论不休。现实来讲这个问题没有答案,一月三日也好,三月五日也罢,甚至那一年的任何一天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什么区别,我们那一年刚出生,还没有任何意识。
那仅仅是一个我们如果在当时被掐住脖子,就会悄无声息死掉的年份。
黄宗伟又戳了两下,树枝头上是一坨黑泥,他扔掉树枝,站起来。他刚上初中,很瘦,肩膀却是圆的。尤其和村里的其他人不一样的是,他也经历了风吹日晒,但是他很白。我认为这是他区别于旁人最明显的一点,但我不准备告诉他,我不喜欢他沾沾自喜的模样。
他默默地看着那个蚂蚁洞。我也不喜欢他故作深沉的样子,他和我认识的同龄人好不一样,想到什么都不说,但不是自闭,而是吝啬,对自己思维和知识的吝啬。我感觉到他在思考,却把一切笼罩在无言之下,不愿意向旁人透露。
我认为他和我很像,我们心底里都觉得没有人能理解自己。于是他选择什么都不告诉别人。我跟他相反,我爱与别人交谈,哪怕很多时候只是说些无聊的琐事。我很享受用言语操控别人的心智,加上我年龄小,这种事情就更加成效显着。
只有在黄宗伟面前,这是多余又无必要的小动作,像我一眼能看穿他一样,他同样能立马看穿我。他有一双潮湿的、和东翰林村雨天一样的眼睛,这双眼睛一旦注视我,我的心思无处遁形,说得再多做得再好都显得可笑。
曾经有一次,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,他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二氧化硅。我们当时刚学化学,这是一门我从前完全没接触过的科目,我认那些乱七八糟的生僻字都费劲,更不要说和化学符号相对应。但他学得很快、很沉迷,短短几天,元素周期表就背得滚瓜烂熟。
黄宗伟在学校里的成绩不如我。学校里很多人买不起课本,也根本没有学习的心思,黄宗伟就是其中之一。我爹当时有自己的皮鞋厂,属于这个村最有钱的一拨人,厂子在城里,他不能总回村。我就跟我娘待在一起,还有我的奶奶和我外婆。
我奶奶和我外婆都是土生土长的东翰林村人。我奶奶对我娘很坏,对我也很一般,幸好她后来死得很早。只有我外婆对我和我娘好,可惜她也死得很早。